乡村振兴需更好解决的六个问题
——在安徽泗县乡村振兴讨论会的讲话
任玉岭
(原国务院参事,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大家知道,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七大战略,即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军民融合战略。其中有五个战略是此前曾经提出的,而乡村振兴战略和军民融合战略则是十九大首次提出的。
为什么要提乡村振兴战略?依我之见,一是由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初心决定的。二是补四个现代化建设短板必须的。中国共产党由成立的一天起,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为了这个初心的实现,多少革命先辈冒着枪林弹雨,不惜抛头颅洒鲜血为之奋斗终生。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已经历经了站起来、富起来,并向强起来的目标奋勇前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我们的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却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的粮食产量已发展到6.2亿吨,蔬菜产量达到7亿吨,解决了菜篮子、粮袋子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农村面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农业的种植结构和现代化水平都还是现代化的短板。城乡差距之大,有人感慨说“城市像欧美,农村像非洲”,面对这样的现实,习近平主席讲,中国要想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想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想美,农村必须美,这就是我们振兴乡村的背景和依据。
任玉岭在安徽泗县乡村振兴讨论会上
那么该怎样搞好乡村振兴?这里结合在泗县看到的实际情况,我认为需要解决好六个问题。
一、更好解决致富农民的问题。
在泗县所看到的的城乡情况和社区景象,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城乡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甚是繁荣,县财政收入已达到20多亿元,干部群众都为摘掉贫困县帽字欢欣鼓舞,基本没有上访、没有群体事件、没有黑恶势力,实际上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中央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二十个字的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根据我的体验和认知,生活富裕了,手中有钱了,其它十六个字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农业强大了、农民富裕了,社会才能安定,人富了,小偷小摸就会消失,争夺利益的事就会减少,乡村振兴要推进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是都需以农村富裕为基础,如果不致富农民,就很难有这方面的投入,社会乱象和生态污染也就很难消除。因此,乡村振兴一定要以致富农民为抓手。
而要致富农民就需要激励各方加大投入。美国历史经济学家Davisland讲“有钱才能赚钱”,为了推进农民致富,金融系统要改变贷富不贷贫、贷工不贷农的传统,要使贷款方向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同时要解决好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房屋作抵押向银行贷款问题,或是组建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作为同银行对接的实体,促进银行向三农加大投入。
宁夏中卫市在1994年成立后,政府为了推进两个乡村的发展,以全体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额度做抵押,为农民贷款,使这两个乡镇搞起了蔬菜大棚和规模养殖,这两个乡镇因此较早的富裕起来。
任玉岭在安徽泗县考察农村龙头企业
二、更好解决城市化以分流农民的问题。
泗县有96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已经超过百万人,为了推进城市化,市里推出一个“532”发展战略,即让50%的人口集中到县城,30%人口集中到重点镇,20%人口留在农村。这个做法是较符合实际的,是有利于分流农民振兴农村的。
城市因为聚集了多种生产要素,城市越大分工越细,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带动大量第三产业的派生,恩格斯讲,伦敦因为聚集250万人,每个人的劳动效率提高100倍。因为第三产业的大量派生,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这是乡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企及的。
正因如此,世界上20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特别高,农业人口都降到5%以下,逆城市化的出现虽增加了乡村居住人口,但农业人口并没有改变。我国因没有经历发达国家农民自由迁徙入城的阶段,这虽然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出现的过渡期,保证了社会安定,但却因后来城市门槛的大大提高,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入城的低成本时机和能力。迄今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只有44%,这才是农村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城市化率高的地方和大城市多的地方,都是农村发展较好的地方,京、沪、穗城市人口最多,郊区农民最富,农村建设也最美,广东、江苏、山东三省城市化水平排中国前三名,经济水平也排中国前三名。所以要振兴农村,必须振兴地方经济,而振兴地方经济又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只有把县城做大做强,才能谈更好的以城补乡、以城带乡。县城人口过少,县城实力过弱,小马拉大车是拉不动的。为了解决好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需要以全国县城为重点,大力推进城市化,积极引导和政策支持农民进城,把县城做大做强。
三、更好解决县乡产业发展的问题。
县城同农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乡村的振兴实际上与县城的振兴紧密相关。要搞好乡村振兴,就要高度重视县乡产业的发展。宿州市委常委兼泗县书记张志强为了拓展县乡产业带着县四套班子的领导走南闯北,招商引资,从北京引到了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集团,从河南安阳引到了农用飞机制造企业,从山东寿光引到了十万亩花卉企业等,这对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的乡村振兴,遇有一大难题就是农村人口多、户均土地少。中国农民户均土地8.3亩,同美、加、澳大利亚户均数百亩耕地相比差距极大,即使同日本农民户均耕地29亩和韩国户均34亩相比也有3到4倍的差距。要提高户均土地,城市化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把农业人口降到5%。而要适应农村人多,户均土地少的中国国情,就要发展县域产业,乡村产业,只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引入,创新一些非农加工业,才可以改变过多劳力搞饭吃的不合理的安排和局面。
任玉岭在安徽泗县考察科技企业
当年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有2500人种田地,后来因发展产业,农业人口降到了9个人,结果粮食产量还有了一倍的加翻。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多人少的情况下,除了通过城市化分流减少农民外,还要千方百计拓展农村产业,这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和不可轻看的重要环节。
四、更好解决农民入股的龙头企业建设问题。
泗县的花卉大棚、草莓生产等的龙头企业都有农民的土地入股,这既有利于克服龙头企业发展的资金紧缺问题(不需要花土地费),又有利于农民减轻负担,外出打工或留在当地走进企业做职业农民。
过去很多人把农民入股或职工入股说成是变相的吃大锅饭,实际上这是既得利益者不愿让员工和农民从企业分得红利的一种谬理。事实证明更多的员工或农民入股企业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合伙人越多,企业发展的势头越强大,电讯行业的华为公司和农村早富的华西、刘庄、南街村等都是员工和农民占据着企业的巨大股份的。
远在1985年,我就在日本、奥地利参观考察一些综合性或专业性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那里的农民为克服因种顾不上卖,或因养顾不上销的问题,而由农民入股组建起自己的专业性或综合性经营企业。这样的龙头企业形成了对农村种养的全程服务,动物医疗、植物保护,种子与饲料供应,人才培养与技术服务,产品加工与销售运输都形成了专业队伍,这样不仅开辟了农村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也从这些自我服务中取得了巨大的效益。他们是企业发展了,人人都份,乡村因此走向了繁荣,农民因此走上了富裕,而我们的一些企业走进农村后赚的锅满盆满,而农民还在以极低的代价为企业提供产品或是以微薄的收入为企业打工。
我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现在为6600元,仅相当于韩国农民的34%,日本农民的29%,欧盟农民的20%,澳大利亚农民的7%,智利农民的2%,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更应该重视推进农民入股的龙头企业的建设,确保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所有职业农民与入股农民收益的增加,以更好推动乡村振兴。
任玉岭在安徽泗县乡村考察红薯加工产业链
五、更好解决推进创新驱动的问题。
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与学习,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效率。
习主席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看到泗县不仅在街区管理方面重视到各地参观考察,进行学习和创新,而且在新产业发展方面重视引进无人机这样的新动力、新引擎。这无疑对泗县的乡村振兴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今中国的农业种子问题还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这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而且影响了农业的效益和效率。为了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由上到下共同努力解决好粮食种子、油料种子、蔬菜种子以及种牛、种羊、种猪的创新等问题。
基于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经济发展潮流、气势磅礴、势不可挡,5G与区块链技术的突破,便会将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颠覆性变革。这种形势下,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也绝不能置若罔闻和置之度外,除了在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经营、管理、营销服务等方面用好互联网、用好区块链之外,在社会治理和为民生服务方面,也需要用好新技术。
此外,泗县的创新驱动还表现的社区的管理成绩突出和马路街道的建设,也颇有特色上。泗县的宽马路、多排树,把城市和农村打扮的宜居而舒服。这不仅有利于居民的生活,而且又利于招商引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经讲,新加坡弹丸之地,为什么能聚集全世界的企业家到那里发展,就是因为重视了绿化美化和在设计上注意到一个建筑物一个艺术品。
为搞好创新驱动,需要多参观、多学习。日本80年代的总理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中讲到,“一个人的贡献同他的活动半径成正比”。我们要创新,就要扩大活动半径,就要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只有这样我们的乡村振兴才能做到高起点、高水平。
六、更好解决培养和吸纳人才问题。
事在人为,人是决定一切的。乡村振兴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的实现既将取决于人才的高水平,也将取决于人才的结构与数量。泗县,为了乡村振兴,不仅重视学校建设,加大投入,推进高中的普及,而且重视吸引农民工的回归和通过产业引进领军人才。这无疑对泗县的乡村振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5倍,是日本的3倍,是美日德的综合。但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还处在世界的第二、第三梯队。问题在哪?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队伍的知识水平偏低。1985年我在美国硅谷一个企业的生产线上连着问了四个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而我们国家直到本世纪的2006年,沈阳等工业基地的制造业工人的学历也才相当于初中不到的水平。所以,要追赶先进和争取广大城乡高质量发展,就要狠抓教育和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
现在我们已建起52.2万所学校,在校生达2.6亿人,每年有800万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有40万海归回到国内。我们的乡村振兴只有吸引这些人更多走进农村,乡村振兴才更有希望。当然,也要重视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信仰的教育,要像十九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培养更多的爱农村、爱农民、懂农业的优秀人才,更要有一大批黄文秀那样的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优秀干部派往农村。我们的高等学府也要为乡村振兴改革招生办法,为那些乐意献身乡村振兴的年轻人敞开大门,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培养更多的乡村振兴人才。以此激励和确保乡村建设人才的聚集和促进乡村振兴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们国家四化和双目标仍处在进行时,从大的方面看我们仍处在战略机遇期,我们有建国70年的丰富经验,有14亿人民的聪明才智,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我们不仅有信心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险和风浪,也一定有信心搞好乡村振兴,补上四化建设的短板,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